具体来说，这种良性互动机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用法维权或送法下乡，更不是简单的罪刑法定，其强调的是普法者对民众生活经验(包括风俗、习惯)的充分回应，强调的是普法者不仅让民众看到法律的刚性与权威性，同时也让民众感受到法律的柔性和有限性。

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决定了立法主体的多元性。第三，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明确了以中共为执政主体，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参政主体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正的程序是实现实体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也要看到，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的要求相比，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保护要求相比，我国的程序法制建设还有不小的差距。[6]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应包括怎样管理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内容。立法权限的划分实质是权力、利益和责任的分配。邓小平同志强调：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第一，立法主体应当多元化。又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针对党和国家官僚主义现象滋长的现实开始探索分权之路，通过监察制度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置于监督之下，实现权力制衡。从理论上看，规则自身具有内部的协调性。

关键词:理论法学/法学思维范式/法学思潮/理论法学学科法学，有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之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都是考虑到人与国家关系的政治哲学家，他们把法律作为这种探讨的副产品来加以哲理化。兴许事先预测到这种状况，凯尔森才刻意倡导一种纯粹法理学。该规则不能只适用于正在经手的案件，还应当具备一般性和普遍性。

对这些学者而言，弥足珍贵的是创新二字。这一思潮发展过程亦可追溯至古代，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依次有古罗马法学家的注释法学，中世纪波伦亚学派对罗马法的注释和评论，19世纪初法兰西、比利时等国法学家对拿破仑民法典的注释。

它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理解法现象，因而抽象的形而上色彩浓厚。就这一点而言，后现代派法哲学家的论证是极具说服力的。有若干法学家着手撰写一些论文，并已有几部探讨少数民族特殊规范生活的著作问世，还有翻译版本的美国A.霍贝尔的《原始人的法》和被译为《初民社会的法》的著作。借助这个概念不仅可以强调法的规则特征，而且还涉及法治国家原则的要素，其中包括以下法律规定：法律规范是一般性表达的规则，而不只涉及个别案例。

该思潮以法为审美对象为前见，采取源自人之心灵深处的美感推导和解读法概念和理论体系。这最先归功于奥斯丁与凯尔森。法哲学可进一步划分为理论法哲学（总论）和应用（部门）法哲学。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其一，在研究范围方面，法文化学的视阈是全世界，而不限于中国。

与此并行的，不少学者对所谓民间法或民间习惯规范愈来愈表示关注，这对法人类学的研究亦是很大的促进。该思潮以人际道德关系为法之前见，采取价值判断或分析方法推导和解读法的概念与理论体系，它所形成的学科是法伦理学。

不论何种法学思维范式都不是哪个人凭空地突然从头脑中冒出来的，必然是在前人和外域的影响下，经过长年累月、艰苦曲折努力的结晶。可见，国际国内都存在着法理学与法哲学相互等同的现象。

此外，法学方法还有利于对法院裁决进行批判性讨论，使议会（立法机关）关于适用于待决社会事实的相关规则的讨论在另外层面上继续进行［５］２９２-２９３。按照应用的范围，法学方法有广义、狭义之分。正如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所以，我们应当对整个理论法学科学体系问题（涉及各法学学科相互间关系）引起相当关注。如果它们不被吸收，则将作为异常之物而被接受，但如果它们中不能被吸收的数量过多，那么该制度本身某些方面便需要巨大的改革［２］。但不久，K.卢埃林、J.N.弗兰克等一大批年轻学者附和罗斯福的新政，提倡法律改革，引领了一股强大的现实主义法律运动，并且很快地在高校法学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成为官方法学。

这又涉及法律工作者对自身的认识［５］２４-２５。在美国，法经济学强调事实结果（表述为经济的事实和实际的成本），而不是强调原则和范畴，所以具有高度影响的法律经济学运动被说成是法律现实主义的新结果。

就像我们已知晓的，各法学流派之间，进而各派别内部不同代表人物之间，他们的思想进路常常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距离。第二阶段，以J.边沁、A.奥斯丁为代表的英美分析法学和德国实证主义法学（概念法学）。

因此，许多西方学者把它叫做法教义学。由于规范体系的复杂性和方法工具的多样性，就有必要通过添加与解释来适应世界观的变化。

（４）法政治学是法学与政治学的交叉。此文经修改后收入了RichardA．Posner,TheProblemofJurisprudence,HarvandUniversityPress.1990,ch.14.中译本名为《法理学问题》，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其他法学思潮，在这里无法一一例举。我们先由现代西方三大法学主流派别谈起。

在此，有必要提及的是，具有独到学术价值的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及恩格斯多年苦心收集的人类学资料中包含的法人类学思想，是应该加以重视的。该思潮以经济效益为法之前见，采取投入—产出的经济学分析方法推导和解读法概念和理论体系。

如同其他学科一样，法政治学自身有一套稳定的法学思维范式。从总体上看，这股现实主义思潮对于避免传统法学某些绝对化的弊病，推进法学与法律实践，起到积极作用。

法人类学同法文化学、法社会学在部分内容和方法上有许多近似之处，但主题和宗旨有区别。就是说，研究主体既定的法之前见和确定的主题思想最终能否创造出理想的产品，关键就在于采用的方法是否得当。

在外域，西方人对法的考察视角主要是由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社会学法学所代表的主流观点。文化人类学开拓出一个与法律知识有关的完整的新世界。在美国，这类研究已作了很多，作得比较认真，发表的学术文献已汗牛充栋［７］１３０-１３１。这里所讲的作为法之前见的文化是以人文主义理念为底蕴的。

法学思维范式体现于法学思潮或流派和相应的各学科之中，更体现于每位学者学术研究的整个过程之中，是一个非常艰辛而又无止境的理论思维创新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无止境的思想解放历程。而法学方法是指为实现法学理论创新的目的，以研究主体的法之前见为起点所运用的手段或工具，体现于展开与推进法之前见的过程。

同时，国家还要促进和保障多元形态的民主及广泛的自由与平等。这些不同决定了每个人所进行的论证、所使用的论据和最后的论点肯定会各有其独特的创意。

从性质上说，法学研究的是人类实践理性的准则，研究体现个人本位和权利导向为特性的法律，而伦理学则将人类生活的道德维度放在恰当的位置，体现义务本位之特性。大体上可以这样说，即最近20年法人类学才进入学术界的视野。